一个新闻官眼中的博鳌十年

一个新闻官眼中的博鳌十年 更新时间：2011-4-17 15:17:37 　　他不曾做过记者，但几乎一直和记者打交道。他可以一天面对四五百个记者，但连证件名字拼写错误都不曾发生过。他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奉为做记者的信条乃至做人道理，至今仍对新闻工作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追求。　　他是段伟，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首任新闻官，一当就是6年。　　2001年2月27日，26个亚洲国家代表聚会于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宣告成立博鳌亚洲论坛。2002年开始，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永久会址落户博鳌，那一年的年会主题是“新世纪、新挑战、新亚洲亚洲经济合作与发展”。也是那一年，段伟和博鳌亚洲论坛结下了不解之缘。　　诞生之初：肩负时代使命　　位于海南岛东部的博鳌港湾，是万泉河、九曲江和龙滚河三江的入海口，岸边的东屿岛，酷似一只游向南海的巨鳌，颇有“博览天下、独占鳌头”的气象，博鳌因此得名。十年前，它还只是拥有一条小街、几千人口的宁静小镇。而一夜之间，这只巨鳌被推向了世界。　　造就这个奇迹的人物就是被誉为“博鳌之父”的蒋晓松。　　1992年，蒋晓松发现了这个未经开发的水城小镇并对它一见钟情。1997年7月，蒋创办的晓奥公司在博鳌建成了亚洲首个全岛型林克式高尔夫球场，蒋以个人名义邀请了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夫妇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作为球场的开杆嘉宾。也是那一次，两位前政要和蒋晓松谈起了亚太经合组织和达沃斯论坛，建立一个泛亚洲国际组织的念头由此而生。　　“更重要的是，当时世界各地的论坛都是以西方人为主，谈论的话题都是从西方人的角度，而没有一个立足亚洲看世界的论坛。”段伟进一步强调说，“亚洲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凝聚亚洲国家的力量，让世界听到亚洲的声音。”　　自创立之初，博鳌亚洲论坛就被拿来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作比较。在段伟看来，达沃斯论坛的发展早就被打上了非常浓厚的欧美标签。　　1971年，日内瓦大学教授施瓦布建立欧洲管理论坛，主要参与者是欧洲人，旨在把欧洲的管理技巧传授给美国人。七十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后，一些阿拉伯人士开始参与，七十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更多的欧美财经界人士开始介入。从八十年代开始，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可以说，达沃斯论坛的最主要推动力是全球化。但这个被誉为“全球经济晴雨表”的达沃斯，是否真的具有全球代表性？　　段伟认为，这个论断在几年前还是成立的。但随着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越来越凸显，达沃斯论坛的声音已没有原来那么响亮。　　段伟曾经做过一些数据分析，2005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参会人员中，欧洲代表占35%，北美代表占35%，拉美、中东和非洲的比例分别为4%、8%和4%，而占人口比例最大的亚洲，当中的代表比例只有15%。　　“达沃斯论坛每年的议题都有200个左右，但主要都集中在欧美地区。我记得2007年的议题里，针对非洲地区的议题不到3%，2006年有一个对伊朗问题的讨论，但发言者都是清一色的欧美人士，连一个伊斯兰国家的代表都没有。”段伟反问，这样一个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取向的论坛，怎么能代表全球的声音？在一个新兴国家迅速崛起的年代，怎么还能自诩为全球经济的晴雨表？“所以，博鳌亚洲论坛的建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如今经过十年的发展，博鳌亚洲论坛的影响力更是与日趋增。有专家指出，与10年前相比，亚洲经济占全球的比重已从27%提高到35%，全世界都在关注亚洲的发展。　　最早几届参加的几乎都是亚洲国家，但如今，博鳌论坛的影响力早已走出了亚洲。据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提供的数据，今年的论坛开幕大会有中国、俄罗斯、巴西、南非、韩国、西班牙、乌克兰、新西兰等八国领导人参加，覆盖全球五大洲。年会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1400位人士与会，规格为历届之最。　　第一个十年：从荒芜到繁荣　　在一般人看来，博鳌亚洲论坛这十年的发展是迅猛的。但在段伟眼里，博鳌亚洲论坛能够越来越为世界所关注，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他清楚地记得，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之时，还没几个人知道这个组织，位于北京的秘书处也就只有几个人。　　2002年举办第一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他就开始担任新闻官。这是一个“光棍司令”，因为负责新闻项目工作的，只有他一个人，此后的6年皆是如此。　　也就是说，从年会筹备开始，选择媒体、规划媒体采访规模、办理证件、制定记者的吃住行安排、各场次会议的新闻管理安排、记者需要的设备安排、境外记者的邀请和入境安排、新闻发布会、新闻资料等等，都是段伟一手包办。　　当时博鳌镇只有金海岸大酒店和锦江酒店这两间比较大的酒店，工作人员只能住在职工宿舍里。　　多数记者只能住到28公里以外的官塘温泉酒店，每天参加会议，记者需要坐40分钟的穿梭巴士，而且当时都是山路，非常不好走。更可怕的是，路上经常戒严，巴士都被堵在一起，记者只能苦等。　　而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东屿岛会议中心，只有一个膜结构半开放的会议中心。里头是与会嘉宾，外围是记者。　　可想而知，早期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记者会有各种各样的抱怨。回想起来，段伟仍然说，“新闻官是服务记者的，也是服务会议的，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所以新闻官的工作必须严谨、细致，时刻充满理性。”　　而难得的是，在这6年里，他的工作没有发生任何的差错。他认为，如果因为他的一个失误，记者可能失去某个镜头，而这个镜头很可能是历史性的，这就是他的责任。　　巧合的是，当记者对段伟进行在线采访时，央视新闻频道正在播博鳌亚洲论坛的十年成就。段伟说，“这些镜头，如果没有我们的工作，是留不下这些历史记录的。”　　尽管现在已经离开了博鳌亚洲论坛，段伟现在还是经常和记者打交道，仍然做着和他的新闻理想相差不远的工作。每年这个时候，他都密切关注着博鳌论坛的动态，见证着它的迅速发展壮大。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接待的媒体规模已经超过他在任时的一倍。　　《印度快报》4月13日评论称，博鳌亚洲论坛已经成为了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经济论坛，并将逐渐取代达沃斯，成为亚洲和世界国家都想出席的盛会。　　下一个十年：博鳌再出发　　2010年，拉莫斯和龙永图将接力棒传给了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和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周文重，博鳌亚洲论坛开启新篇章。　　有分析人士认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一职从外经贸系统转向外交系统，暗示着成立十周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点：亚洲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情况需要调整、区域一体化的合作中“重经济轻政治”的现状需要改观。　　这在段伟的理解里，就是论坛应该充分发挥非政府性质的平台作用，促进各方对话，起到“二轨外交”的作用。　　“以达沃斯为例。1992年，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在达沃斯年会期间与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会晤，这是南非政治领袖在南非之外的第一次见面，推进了南非民主化进程。1994年，时任以色列外长佩雷斯会见了阿拉法特，达成了停火协议。这都是很好的例证。”　　段伟认为，博鳌论坛可以尝试为亚洲国家之间的互信提供一个平台，在国内解决不了的政治问题，在一个非官方的场合或许可以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佩雷斯和阿拉法特能够在达沃斯会晤，那么为什么朝鲜和韩国的领袖不能在博鳌会晤”？　　但目前论坛的发展以及媒体的关注所隐现的浮躁情绪，让段伟感到忧虑。要继续下一个十年，他认为论坛首先应该加强智库建设，有好的内容才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好的内容来自专业的研究。论坛要扩大影响力，需要有自己的产品。　　“譬如设立一个专门的研究议题，出品一些研究报告，这是论坛树立更加权威声音的重要支柱。”　　其次，论坛要建立全球框架。在段伟看来，目前的博鳌论坛主要依托年会，这是不够的。论坛不应该是在有年会的时候才有声音，而是要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都建立网络，从而形成一个全球框架，并在这个框架下定期举行会议讨论。　　而另一方面，段伟认为博鳌论坛还需要多向达沃斯论坛学习，尤其是在组织形式上，譬如在议题设计上多下工夫，增强互动。　　而就在4月16日的本届年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周文重就对论坛未来发展寄予厚望，提出了两个目标，其中之一就是要走向世界，提高国际知名度，与达沃斯论坛看齐，与其友好竞争、合作补充。　　另外一点，是要求论坛成员更具地区代表性，在地域上更为均衡。周文重说，目前来看，参与比较多的还是东亚地区，相较而言，南亚、西亚参与的还比较少。“从亚洲区域的角度来说，论坛成员能够更加均衡，这是论坛下一步需要来做的。”（来源： 声明：本频道资讯内容系转引自合作媒体及合作机构，不代表自身观点与立场，建议投资者对此资讯谨慎判断，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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