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年 2 月 9 日，伴随台湾股票交易所正式开业，台湾股市真正设立。然而，台湾股市设立初期，上市公司仅 18 家，总市值仅约 68 亿新台币，且流动性严重不足，全年换手率甚至不到百分之十。截至 1969 年底，上市公司也仅 42 家，发展速度非常缓慢，而且整个 60年代，台湾股市大股东操控盛行，股价波动剧烈，因此常被戏谑为“蛮荒时代”。为规范股票发行与交易，台湾当局于 1968 年 4 月颁布《证券交易法》，有效制约了股市操控行为，为市场有序发展奠定了基础，相关政策的落实也推动了台湾股指在 1969 年至 1970 年出现了小幅抬升。此外，步入 70 年代以来，以 1966 年为基期的编制的台湾加权股价指数已步入成熟，市场逐步走向规范。1972 年初，台湾股市经历了长期的低迷后开始拉升，并且连续两年量价齐升，1973 年底台湾股指一举站上 514，在初期低基数基础下，此两年的年均复合涨幅达约 95％，实现股市创立以来的第一次突破性成长。但由于金融体系发展落后，资本市场效率低下，叠加全球经济萧条和外部冲击的影响，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台湾股市呈长期震荡调整走势。

到1990 年 1 月台股总市值由 1985 年 7 月的 3046 亿元新台币增至 77121 亿元新台币，股市成交额由 1985 年 7 月的 118 亿元新台币增至 1989 年 8 月的 32988 亿新台币，增幅均创历史纪录，并斩获当年全球股市排名的第 3 名，仅次于东京和纽约股市。与此同时，台湾内部又恰逢 1990 年股灾，资本市场大幅震荡，市场交投情绪陷入低迷，当时台湾股市投资人结构中自然人占比大等特点也导致市场中投机情绪强烈，股市稳定性较差。为了缓解贸易摩擦，也为了应对股灾，台湾决定加大外资引进力度，为股市寻求增量资金的支撑，从此，台湾股市步入外资开放的漫长旅程。1996 年起，台湾彻底放开投资者资格限制，凡是满足条件的一般外资投资者均可直接投资台湾股市，但交易中的投资持股限制继续延续谨慎，逐级放宽。一般外国投资者对单一公司股权整体持股上限在 1996 年 3 月仅为 20％，且这一限制直到 2000 年底才彻底放开，而对个人持股限制调整则相对波折，从最初的不设限到之后由严渐宽，直至 2000 年 12 月彻底放开，至此，外国投资者资格和持股限制的历史基本终结。与此同时，国际核心指数也开始将目光投向新兴的台湾股市，1996 年 9 月 3 日，中国台湾股市首次按照 50％比例纳入 MSCI 指数，2000 年更是连续两次扩容，分别于 6 月 1 日 和 12 月 1 日将纳入比例调至 60％和 80％；同年富时罗素指数也将台湾股市纳入全球指数，该阶段台湾股市的开放进程加速推进。至 2005 年 5 月，台湾股市已完全纳入MSCI 指数，此后外资成为台湾股市资金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台湾股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过去数十年以来，全球发生了多次著名的资产泡沫，其中“美国1929年大萧条”、“日本失落的十年”，以及“亚洲金融风暴下的泰国”。虽然这三个泡沫的背景与成因不尽相同，但它们却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信号，那就是在泡沫破灭之前，外汇储备均出现大量且快速的增加。从1998年以来，台湾的外汇储备每年都创下新高，2008年以来更是连续创下新高。只不过，过多的外汇储备对台湾民众来说不但不是殊荣，还可能是一个诅咒，甚至一场噩梦。

台湾历史上唯一一次能称得上重大资产泡沫的，大概就只有1990年台股冲上12682历史高点的那一次了。台湾股市在泡沫破灭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跌幅将近80%，跌去将近一万点。紧接着，房地产崩溃。台湾房地产在经过那次的泡沫事件之后，十年之内都没有回到当时高点的价格水平，而巧合的是，在当时的万点泡沫破灭之前，同样也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诅咒。

台湾的外汇储备在近30年来的走势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81~1990年的10年间，台湾的外汇储备增加了9倍，金额增加了660亿美元，这外汇储备的诅咒让台湾在1990年爆发了万点泡沫。接下来在1991~1997年的7年之间，外汇储备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总额仅仅增加了10亿美元而已。然而，从1998~2010年，外汇储备又出现了另一波激增，这次增加的金额高达2800亿美元，远远超过万点泡沫时的规模。

资产泡沫的破坏力就有如原子弹，金融资产的大幅缩水只不过是第一波爆炸的威力，隐藏在蕈状云中的辐射线才是真正具有杀伤力并影响深远的致命武器。当金融机构出现危机，紧接着而来的便是信用紧缩，以及政府的洒钱救市行动，而这两者的破坏力与持续性将远远超过金融资产缩水所造成的伤害。更重要的是，不管你手中有没有金融资产，届时都将无法置身事外。以前者来说，信用的紧缩将会形成一连串的紧缩螺旋。当金融机构紧缩信用时，中小型企业或个人将因此无法拿到借款或被迫使用高成本的资金，如此一来，倒闭潮与失业潮将会逐渐被引爆，而金融机构在承担更多的坏账之后，将被迫进一步紧缩信用，恶性的紧缩螺旋便因此而形成。而政府的救市行动需要释出大量的货币注入金融体系，如此一来会使得已经债台高筑的台湾地区政府雪上加霜，用不了几年，台湾地区政府将无力支付各种退休金与福利补助。届时，政府可行的做法就是加税、印钞票或削减福利，但不管采用哪一种手段，受损失的还是老百姓。

价格的持续攀升绝对是房地产市场首要的风险，这就像持续地往沙堆上堆沙粒一样，堆得越高，崩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当然所造成的损害也就会越严重。丹麦的物理学家PerBak曾在1987年提出一项“自组织临界性理论”，一般将这个理论称为“沙堆理论”（SandpileModel）。这个理论是研究当一颗颗的沙粒持续堆积起来时，沙堆崩塌可能性与损害程度的关系。他们利用计算机仿真系统分析，每增加一颗沙粒，沙堆可能崩塌的区块面积就会逐渐增加，整个沙堆的崩塌机会也会大幅提升，然而，他们无法确定的是，要多少沙粒才会造成崩塌，以及崩塌的破坏性会有多强。

我国大陆自2010年起到2011年3月已经连续8次提高存款准备率，提高幅度为4%，此外，还3次提高了基准利率，幅度共为0.75%。有些人会认为都调这么多次了，房价还继续在涨，紧缩资金似乎没有发挥效应。其实这并不是紧缩资金没有效果，只是“还没有”发生效果而已。资金的紧缩其实就像温水煮青蛙，利率慢慢地提高就像水温慢慢地升高一样，对于房地产持有者来说，一开始可能还不以为意，但是利息的负担会越来越重，长期下去他们就会慢慢地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负担这样的利息成本，等到有一天利息升到房地产持有者无法承受的时候，抛售房地产的现象就会出现。以台湾在1990年的经验来看，台湾“中央银行”在半年之内加息3%，然而股市与房市还是继续往上冲，一直到6个月之后股市才见到高点，高点之后的10个月内，台湾股市指数整整跌掉了将近80%。沙堆，整个崩塌了。

台湾在1980年代也经历了一连串的金融自由化过程，包括利率、外汇以及资本账的开放等等。以利率来看，1975年以前，台湾银行业的利率是统一由“中央银行”所制定的，1976年，台湾建立货币市场并放宽了对于利率的控制，1980年撤销了货币市场利率上限管制，1986年允许银行自行制定利率，1989年，完全撤销利率管制规定，台湾前前后后总共花了14年才实现利率的自由化。台湾的金融自由化主要体现在逐步放宽和解除对金融的各种管制，增加金融机构的自主性，逐步向市场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经营业务自由化过渡。1986年台湾准许外商银行在台北以外设立分行，1994年又放宽外国银行来台设立分支机构等。特别是在经营业务自由化方面，台湾采取了较为明显的市场进出自由化，在新修订的银行法中正式允许民间设立商业银行。这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一个结果是显著加剧了岛内金融机构数量，特别是一般银行数量由1990年以前的24家迅速上升到2001年的53家。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立法经验，台湾“临时立法会”于2001年6月21日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法》，由于该法案涉及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各领域，为确保金融控股公司的有效运作，该法特别规定于11月1日正式施行。《金融控股公司法》的颁布，标志着1980年代以来台湾金融发展史上又一次金融改革的开始，对台湾地区的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的立法机构纷纷将关于混业经营的法案纳入立法程序，台湾地区金融市场发展的历程对于中国大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在汇率方面，1979年之前台湾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那之后则转变为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然而“央行”还是掌握着绝对的结汇权力，规定个人与企业都必须要强制结汇，因而在1980年代台湾巨额的经常账顺差都转变为“央行”的外汇储备，台湾的货币供给便与外汇储备同样呈现快速的增加，反映在资本市场与房市就是股市与房市价格的快速上涨，这一过程其实与过去这十几年来大陆的状况非常相似。

台湾地区消费金融在八十年代以后开始兴起。1982至1985年期间，台湾监管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放宽银行机构的消费金融业务准入，推动了消费金融业务的发展。1985年颁发的《加强推动银行办理消费者贷款要点》，作为银行机构开展消费金融业务的政策依据，首次对消费金融业务做了明确的定义。进入九十年代以来， 台湾地区消费金融更是经过了历时近二十年，一般银行消费贷款余额年均增幅约12%的高速发展阶段。居民消费升级和需求增长、社会资金的充沛供给、金融自由化改革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了台湾地区消费金融的蓬勃发展。但也为后来台湾金融史上严重的“双卡风暴”埋下了危机伏笔，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后，台湾银行传统业务受到冲击，信用卡被视为盈利的有效手段。金融机构争相推出营销活动抢夺市场，信用卡、现金卡发行量暴增。从1987年到2006年，台湾地区信用卡数量以每年27.85%的速度剧增，市场上流通的信用卡达4511万张，总体授信额度也在迅速膨胀。2000年台湾万泰银行发行“乔治玛莉现金卡”，引发现金卡风潮。台新银行、中信银行、大众银行与中华银行等纷纷大量发行现金卡，在2005年3 月最高峰时，市场上双卡流通数量一度高达611 万张，放款总额高达3152 亿元。各类信用卡与现金卡成为市场主流的消费支付手段。此时的市场有两大特点：一是市场过度饱和，人均持卡数量与卡使用闲置率高。按有持卡资格的1100万人计，人均持卡3.6张，信用卡和现金卡使用率均不超过三分之二。二是同业过渡竞争，卡业务集中度低。包括一般银行、信用合作社、信托投资公司、信用卡公司在内的各类机构普遍均有发行信用卡、现金卡业务，以信用卡为例，前10大发卡机构的市场占有率为67.95%，最大发卡机构的市场占有率仅为15.42%，发卡量低于百万张的发卡机构占比约四分之三，最小机构发卡量不足万张。2000年至2005年，正常消费需求被无节制的刺激，出现过度透支消费情况，债务人还款能力不足，引发台湾金融史上严重的“双卡风暴”。当台湾“金管会”正式出面叫停时，双卡贷款余额已近1万亿元。据统计，截止2006年2月，已有近52万户双卡授信违约逾期，其中约9.8万户逾期时长已超过2年，约16万户债务金额超达30万新台币，占比总户数30.8%。

台湾地区保险业的设立与发展源自1945年，台湾光复后当局接收了日本战败留下的14家人寿保险公司与12家财产保险公司，并在1947年成立了台湾人寿与台湾产物保险公司。1994年开放保险公司牌照申请后，保险业开始出现一轮公营保险民营化潮，1994年中国产物保险公司民营化，更名为兆丰产物保险公司；1998年台湾地区人寿保险公司民营化，引入龙邦集团等民营资本；2002年中央再保险公司民营化，长荣集团入驻。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资保险母公司自己沉陷危机，没有办法补充资本以应对台湾地区子公司利差损的问题而出现外资保险公司的集体撤资潮，如2009年ING将台湾地区ING安泰人寿出售给富邦金控，作价45亿人民币；英国保诚以1元新台币将台湾保诚出售给中国人寿；同年，荷兰全球人寿以7亿元人民币将其台湾地区子公司出售。此外还有大都会国际人寿、南山人寿、纽约人寿和宏利人寿等撤出台湾市场。台湾地区保险业和保险从业人员曾经深刻影响了中国大陆的保险业，90年代大陆地区各大保险公司的精算、营销骨干大半是台湾籍人士，至今各大保险集团中高层中还有不少台湾人。平安集团而今广被追捧，但起家之初平安系是台籍人士最多的公司，平安的金控、运营和商业模式不过是大号的“国泰金控”和“富邦金控”。韩国的保险市场规模和台湾差不多大，但如今，台湾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资本充足性却还远不如韩国。为缓解新会计准则的冲击，台湾监管当局决定暂缓到2024年再试行新国际会计准则IFRS 17。就是那么一个我们曾经“以之为师”的台湾保险业，而今却面临着历史级的劫难，或将行业性崩盘。

近年来，随着台湾金融科技企业的迅速发展，台湾银行业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投入也在连年增加。尤其在数位与行动支付、生物鉴定与身份认证、比特币所用的区块链技术与分散式记帐、云端技术、大数据与开放数据，以及机器学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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