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位于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东侧，与人民大会堂东西相对称，由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国博藏品数量为100余万件，展厅数量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整体规模在世界博物馆中位居前列，是全世界最受游客欢迎的博物馆之一。

本文以王朝更替为脉络，以100件珍贵文物为核心，展现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特点，展示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本文分为上半部分远古至战国的先秦时期（先秦时期）、下半部分秦汉至明清的封建时期（封建时期），以此展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1. 河姆渡文化象牙雕鸟形匕

河姆渡文化象牙雕鸟形匕（河姆渡文化造型艺术精华）

此器长15.8厘米，整体雕成一只凤鸟，圆形的柄部细而向下弯曲，柄根部有几周阳线刻出的弦纹，柄似凤鸟尖喙；匕身中部宽厚而隆起，正面刻画出弦纹与斜线纹，仿佛让人看到了凤鸟雄健的背部那丝丝的锦羽；匕身首部渐宽而薄，端头为圆弧形上翘，又像鸟儿悠然扬起的后尾。三者相结合，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一只正信步于草地低首寻食的凤鸟形象。1977年出土于浙江省宁波余姚市河姆渡遗址，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器质地细密、形象生动，制作精巧，是河姆渡文化造型艺术中的精华，堪称这类作品的杰作，也是中国最早的牙雕艺术品之一。

2. 良渚文化玉琮

良渚文化玉琮（国内所见最高的玉琮）

这件玉琮高49.7厘米，上宽6.4厘米，下宽5.6厘米，由墨玉制成，内圆外方，上大下小，中有穿孔，共19节，玉琮四边的兽面纹已经高度符号化，近顶端阴刻有日月纹图案，器身局部残留有制作时的切割痕迹。琮是一种沟通天地的法器，上大和内圆象征天，下小和外方象征地，外表的神人兽面纹象征当时巫术活动情况。这件玉琮阴刻的日月纹图案是大汶口文化大口陶尊上的代表性徽号，两个区域文化的象征性因素融为一体。1958年征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玉琮高近50厘米，制作技艺高超，所刻图案最直观地体现了良渚文化与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目前国内所见最高的玉琮。

3. 仰韶文化陶鹰鼎

仰韶文化陶鹰鼎（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

此陶鼎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最大腹径32厘米，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粗壮，器口开在鹰的背部。鹰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勾状，鹰的双足和尾部为鼎足稳定地撑柱于地，后收的双翅围过鼎的中后部，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配上鹰头部的大眼、利喙。1993年，我国第一次申奥时，陶鹰鼎曾被萨马兰奇亲自挑选，作为中国的申奥大使前往瑞士展出。1958年出土于陕西省渭南市华县（今华州区）太平庄，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鼎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强，显得威风凛凛，气势桀骜雄猛，既强化了雄鹰固有的形神特征又与陶器的工艺造型取得了和谐统一，是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是五千年前我们祖先聪明智慧的结晶，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国宝级文物。

4. 仰韶文化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

仰韶文化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迄今发现最早的原始社会彩陶画）

此彩绘陶缸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外表呈红色，作直壁平底圆筒状。陶缸外壁有彩绘一幅。画面左侧为一只站立的白鹳，通身洁白，圆眼、长嘴、昂首挺立。鹳嘴上衔着一条大鱼，也全身涂白，并用黑线条清晰描绘出鱼身的轮廓。画面右侧竖立一柄石斧，斧身穿孔、柄部有编织物缠绕并刻划符号等。白鹳的眼睛很大，目光炯炯有神，鹳身微微后仰，头颈高扬。鱼眼则画得很小，身体僵直，鱼鳍低垂，毫无挣扎反抗之势，与白鹳在神态上形成强烈的反差。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平顶山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器是仰韶文化的杰出代表作，标志着中国史前绘画艺术由纹饰绘画向物象绘画的发展，展现了中国史前绘画艺术家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是迄今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画，国宝级文物。

5.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彩陶代表作之一）

此盆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鼻梁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图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并充满奇幻色彩，反映了半坡类型彩陶常以鱼纹装饰陶器的特点，充分显示了中国原始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才能，是新石器时代陶器珍品，也是仰韶文化彩陶的代表作品之一，国宝级文物。

6. 仰韶文化彩陶网纹船形壶

仰韶文化彩陶网纹船形壶（目前所见最早的船形酒器）

此器长24.8厘米，高15.6厘米，器作船型，杯型口，平肩，肩上两边各有一半环型钮，鼓腹，两端起尖角，平底。泥质红陶胎，器身表面不甚平顺，抚摩时有涩手感。腹两壁以赭黑彩绘网纹。陶壶上端两肩上，横置两个桥形小耳，既便于提拿，又可穿绳背负，随身携带。这件陶壶的壶身两侧均画有鱼网纹，学者认为当时原始人已有划船撒网捕鱼的能力。仰韶文化中有大量的石制网坠，这也证明了当时确已使用鱼网捕鱼，向人们揭示仰韶文化地区人类与黄河的共生关系。1958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遗址，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壶是一个独木舟的模型，造型罕见，保存完好，是仰韶文化的艺术珍品，也是最早的船形酒器，是人们制造原始舟船、网具并掌握捕鱼技术的真实写照，对研究仰韶文化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国宝级文物。

7. 马家窑文化彩陶舞蹈纹盆

马家窑文化彩陶舞蹈纹盆（首次发现的原始先民生活场景图）

此陶盆高14.1厘米，口径28厘米，底径10厘米，用细泥红陶制成。上腹部弧形，大口微敛，卷唇鼓腹，下腹内收成小平底，施黑彩。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内壁饰三组舞蹈图，图案上下均饰弦纹，组与组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间隔。舞蹈图每组均为五人，舞者手拉着手，面均朝向右前方，步调一致，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在目前发现的彩陶器物中装饰有先民集体舞蹈活动场面的，这是第一例。1973年出土于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上孙家寨墓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盆是首次发现的直接描绘原始先民生活场景的图画，为研究马家窑文化和我国原始社会音乐、舞蹈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系马家窑文化的珍宝，国宝级文物。

8. 马家窑文化涡纹四系彩陶罐

马家窑文化涡纹四系彩陶罐（彩陶之王）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形式非常繁缛，多用黑色等粗的线条，采取平行、弯曲或交叉等组合方式绘制。比较经典的图案为几何形的同心圆和旋涡纹等，并有大量鸟纹、鱼纹、蛙纹和蝌蚪纹等动物纹样。此罐高50厘米，腹部硕大，器壁厚薄均匀。为了便于提拿，在腹部还塑有两耳。罐身用黑彩绘出四个大漩涡纹和八个小漩涡纹，下面还彩绘一圈粗大的水波纹。从罐的口、肩向下俯视，可以看到彩陶罐的全部纹饰，这是一幅表现当时人类与水密切相关的图案。1956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三坪遗址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彩陶罐造型周正，纹饰瑰丽，是马家窑文化中期彩陶的一个杰出代表，堪称马家窑文化的典型器物，有“彩陶之王”的美誉，国宝级文物。

9. 马家窑文化双性浮雕彩陶壶

马家窑文化双性浮雕彩陶壶（史前雕塑艺术杰作）

此彩陶壶高33.4厘米，口径9.2厘米，呈小口鼓腹造型，腹部两侧有对称的双环形耳。上腹部装饰黑彩图案纹饰，特征和同时期常见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壶装饰差别不大。与众不同的是它的颈部略高，口沿外侈，在壶身彩绘之间还捏塑出一个裸体人像。人像站立，头位于壶的颈部，五官俱备，身躯和四肢位于壶的腹部。特殊的图案装饰表明它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礼器或专门制作的葬具。1974年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柳湾墓地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彩陶壶融浮雕和绘画的艺术手法于一身，头像部分就运用了雕镂、贴塑、刻画和绘画等不同的艺术手法，在数以万计的彩陶器皿中脱颖而出，是史前雕塑艺术的杰作，国宝级文物。

10. 大汶口文化镂雕旋纹象牙梳

大汶口文化镂雕旋纹象牙梳（中国最早的象牙镂孔工艺品）

这件象牙梳长16.2厘米，宽6.1-8厘米，略呈长方形，顶端有四个开口，其下有三个圆孔，梳身用平行的三道条孔组成“8”字形的镂空装饰，内填T字形花纹，此装饰图案的具体含义不得而知。梳的“8”字形花纹的两边，刻出对称的三个条孔，上边刻出两个条孔，构成了一个长方形的装饰画面。牙梳中的“8”字形透雕图案为刻刀一次刻成，刻痕明显，拙朴可爱，其图案装饰性强。梳身上雕刻的“S”字形图案颇像后世的八卦太极图。1959年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把象牙梳是迄今为止原始社会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件象牙镂孔工艺品，反映了大汶口的雕刻艺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国宝级文物。

11. 红山文化墨玉龙

红山文化墨玉龙（曾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这件红山玉龙高26厘米，直径2.3～2.9厘米，呈勾曲形，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毛，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玉龙墨绿色，体卷曲，平面形状如一“C”字，龙体横截面为椭圆形。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还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较为光洁，这都表明了当时琢玉工艺的发展水平。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玉龙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圆润流利，生气勃勃。玉龙形象带有浓重的幻想色彩，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曾被誉为“中华第一龙”，虽然此后又发现了更早的龙形的踪迹，但红山玉龙的典型意义仍不容置疑，国宝级文物。

12. 商乳丁纹青铜方鼎

商乳丁纹青铜方鼎（目前所知最早最大的青铜重器）

这件乳丁纹青铜方鼎又称杜岭方鼎，通高100厘米，口径横长62.5厘米，纵长61厘米，重86.4公斤，采用多范分铸而成，口呈长方形，上立二次铸成的拱形立耳一对，深腹，腹壁微内敛，平底，下有四个上粗下细的空柱形足，器身四面和四隅各铸单线兽面纹一组。每面两侧与下部饰乳钉纹，足上部各饰兽面纹。杜岭方鼎共两件，另一件较小，重64.25千克，藏于河南省博物馆。1974年出土于河南省郑州市杜岭商城遗址，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鼎体量巨大，造型浑厚庄重，是目前人类所能认知的年代最早、体量最大、铸造最为完美、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重器，是研究商代前期青铜冶铸的宝贵资料，更是中国乃至世界于人类的青铜时代所创造的第一座青铜文明纪念碑，国宝级文物。

13. 商四羊方尊

商四羊方尊（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最精美的方尊）

此尊边长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宁乡市黄材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巧夺天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其形体端庄典雅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无与伦比，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最精美的方尊，国宝级文物。

14. 商龙虎纹尊

商龙虎纹尊（古代青铜艺术杰作中的佼佼者）

此尊高50厘米，口径45厘米，重约20公斤，体形高大，口沿广阔，鼓腹，高圈足，整体形成三层花纹。肩部以圆雕和浮雕相结合，塑造3条生动的蟠龙形象。腹部以三道扉棱为界，分隔3组相同纹饰，皆双虎食人之状，突出的虎头栩栩如生，目不转睛地目视前方，透露着庄重威严的气势。圈足平雕饕餮纹饰，饕餮纹也称兽面纹。这种纹样象征古代传说中一种贪食的凶兽饕餮的面形。1957年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月牙河被意外打捞出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尊工艺精湛，花纹线条洗练，灰绿的锈色与狰狞的纹饰浑然一体，展现出神秘、庄重的神韵，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在古代青铜艺术杰作中当为佼佼者，被文物考古界视为珍宝，是商代青铜器中与四羊方尊齐名的珍品，国宝级文物。

15. 商后母戊鼎

商后母戊鼎（目前所知中国先秦时期最重的青铜器）

此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公斤，曾称“司母戊鼎”，因器腹部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而得名，“后母戊”是某位商王母亲的庙号。此器厚立耳（其中一耳为后配），折沿宽缘，直壁深腹平底，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饰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武官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器形制巨大，造型厚重典雅，纹饰美观，铸造工艺高超，重832.84公斤，是目前所知中国先秦时期最重的青铜器，也是世界迄今出土的最重青铜器，见证了3900多年前中国青铜器铸造的高超工艺和艺术水平，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国宝级文物。

16. 商子龙鼎

商子龙鼎（迄今所知形体最大的商代青铜圆鼎）

此鼎重达230公斤，通高1.03米，口径80厘米，比著名的大克鼎和大盂鼎都高，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此器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饕餮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凸弦纹。相传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由国家文物局征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鼎形体巨大，造型雄伟，铸造工艺精良，纹饰精细优美，保存品相完美，是商周铜器中的极品，与后母戊方鼎一方一圆，合称商代重器双璧，是现已发现的形体最大的商代青铜圆鼎，也是带有“龙”字铭文最早的青铜器，国宝级文物。

17. 商亚醜（chǒu）钺

商亚醜钺（古代青铜钺中的珍品）

此器长31.7厘米、宽35.8厘米，重4.9千克，这件铜钺两面均透雕张口怒目的人面形，眉、目、耳、鼻、口均突起。直刃，双穿，两侧有扉，其口部两侧对称地铭有“亚醜”二字。铸有“亚醜”铭文的青铜器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北宋时期的金石著作就有著录，器形有鼎、尊、彝等。关于亚醜器的出土地点，曾经众说纷纭，亚醜钺的发现，使亚醜器的出土地点逐渐清晰，被基本确定在青州一带，是薄姑氏部族古老文明的珍贵遗留。亚醜钺共两件，另一件藏于山东博物馆。1966年出土于山东省潍坊青州市苏埠屯商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器体型硕大而不笨拙，造型庄重又不失可爱，精美的铸工、奇特的造型和神秘的铭文浓缩体现着古代工匠的智慧结晶，是当之无愧为古代青铜钺中的珍品。

18. 商虎纹石磬

商虎纹石磬（磬中之王）

磬是中国古代先民创造出来的一种石制打击乐器。石磬在演奏时所发出来的声音清脆悠扬，因此人们也常常把石磬称作“会唱歌的石头”。虎纹石磬呈片状，长84厘米，宽42厘米，厚仅为2.5厘米。薄薄的石片表面雕刻有一只老虎。这只老虎怒目圆睁，虎尾上扬，虎口大张，尖尖的獠牙清晰可辨，老虎身躯呈匍匐伏，做出猛虎扑食的架势。石磬正面的虎形以双勾的线条刻出，虎作伏卧欲起之状，头大尾短，与青铜器上常见的虎形纹饰相似，线条遒劲，匀称地布满整个磬面，成为一个完美的适合纹样，与长度近一米的器形浑然一体，反映出商代高超的石刻艺术水平。1950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武官村大墓遗址，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虎纹石磬表面雕刻的虎形纹造型优美，刀法纯熟，线条流畅，是殷商时期的先民用灵璧石所创造出来的石磬杰作，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形体最大的商磬，被誉为“磬中之王”，国宝级文物。

19. 商妇好鸮尊

商妇好鸮尊（迄今发现最早的鸟形酒尊）

此器通高45.9厘米，口径16.4厘米，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整器为一站立鸮形，器盖置于鸮首后部，鸮昂首，歧冠高耸，“臣”字状目，小耳，钩喙，胸略凸前，双翅并拢，两爪粗壮，四趾抓地，宽尾下垂。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盖饰饕餮纹，前端有一立鸟，尖喙，歧冠，鸟后饰一龙，拱身卷尾。冠面外侧饰羽翎纹，冠面内侧、颈部两侧饰夔龙纹。喙与前胸各饰一蝉纹。两翼前端各盘曲一条长蛇，身饰菱形纹。尾部饰有一鸮，圆眼，尖喙，双足内屈，两翼平展，作飞翔状。妇好鸮尊共两件，另一件现藏河南博物院。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妇好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尊造型实用、纹饰精巧，英姿飒爽、雄壮威武，主纹高出器物表面，阴线的刻纹相辅，整件纹饰主次分明，有着鲜明的层次变化，具有商代铜器的大气肃穆和独特的神韵，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历史价值，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鸟形酒尊，国宝级文物。

20. 商妇好三联甗

商妇好三联甗（前所未见的商代大型炊具）

妇好三联甗高44.5厘米，器身长103.7厘米，宽27厘米，重量138.2公斤，由一件长方形甗架和三件大甑组成。甗架形似禁，面部有三个高起的喇叭状圈口，可放置三件大甑。腹腔中空，平底，下有六条扁形矮足。外底有十字形铸缝。因长方形器身和三件甑的花纹风格一致，甑底和器身圈口大小相当，此器应是一套，且其腹足有烟炱痕，当为实用之器。这几组纹饰各成单元又互为照应，充分反映商代中期青铜铸造技术和装饰艺术所达到的境界。1976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妇好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器卓尔不凡的构思与造型固然令人称奇，其外表丰富而和谐的装饰也足以让人留连驻足，可以同时蒸煮几种食物，是前所未见的商代大型炊具，迄今国内仅发现这一件，故而更是弥足珍贵的青铜之宝，国宝级文物。

21. 商妇好偶方彝

商妇好偶方彝（商代酒器中绝无仅有的罕见器形）

这件偶方彝通高60厘米，口长88.2厘米，口宽17.5厘米，重量71公斤，器盖似屋顶，两端有对称的短柱钮，长边各有7个方形盖和7个尖形盖，正好和器身的槽口吻合。器盖与器身装饰饕餮纹、夔纹、鸟纹、三角形纹等器身两长边口沿各有七个缺口，是专为放置酒斗设计的。器盖呈四面斜坡状，斜脊线及坡面中线上均铸出扉棱，极似商代宫殿之“四阿”式屋顶，有正脊与垂脊。1976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妇好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器装饰豪华大方，器型特异，通体以云雷纹做衬地，以浮雕技法表现了兽面、鸱鹗、夔龙、大象等动物形象，气势磅礴，威武雄壮，宛如一座殿堂，凝耸华丽独具特色，是殷墟青铜器中的佼佼者，是商代酒器中绝无仅有的罕见器形，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国宝级文物。

22. 商跽坐玉人

商跽坐玉人（夏商时期玉文化的精湛颠峰之作）

此玉人通高7厘米，用黄褐色和田玉雕成，双手抚膝跪坐，头梳长辫、盘于顶，头上戴箍形束发器，接连前额上方卷筒状装饰，像一个平顶冠。 人的面庞狭长，细眉大眼，宽鼻小口，方形小耳，表情肃穆。身穿交领长袍，下缘长至足踝，衣袖窄长至腕，腰束宽带，腹前悬长条“蔽膝”，两肩饰臣字目的动物纹，右腿饰S形蛇纹，背后插一卷云状宽柄器，气度雍容，显然是一个上层奴隶主贵族的形像，抑或就是妇好本人。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妇好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圆雕跪坐玉人是殷商造型艺术的代表作，它以丰富的想像和细腻的写实相结合的手法，近乎写实，是了解当时衣饰的最珍贵的资料，为夏商时期玉文化的精湛颠峰之作，当为玉器中的绝品，国宝级文物。

23. 商玉凤

商玉凤（妇好墓出土玉器中唯一一件玉凤）

这件玉凤长13.6厘米，厚0.7厘米，黄褐色玉料。体扁略作“C”字形，两面饰同样纹饰。头顶三个柱状冠顶部相连接，圆睁双眼，翅短促微展，上饰阳文翅翎，长尾自然弯曲，尾翎稍分岔。身前镂以空孔，腰间两侧各有一凸圆钮，钮上有孔，显然是作佩挂用。此器与商代甲骨文中的凤字极为相似，是研究商代人心目中凤形象的极佳实物。此外，这件玉凤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中玉凤的造型、雕琢工艺极为相似。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妇好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玉凤雕琢精细，光泽闪烁，显示了出色的抛光技术，是妇好墓大量玉器中唯一一件玉凤，在商代玉器中也属罕见佳品，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凤造型之一，在妇好墓装饰品中实属最精美的一件，国宝级文物。

24. 商青玉簋

商青玉簋（迄今所见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玉制容器）

此簋高12.2厘米，口径20.7厘米，足经14.5厘米，平口方唇，腹部微鼓，圈足略外撇，以和田青玉雕凿而成，呈碧绿之色，莹润无瑕。玉簋颈部饰有两圈凸弦纹，腹部腹部四条脊棱间饰三层勾连曲线纹及云雷纹，底部圈足饰变形云纹、目纹。雕功极为精美，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白玉簋，两件玉簋形制与同时期的青铜器相同，应是以青铜器为蓝本琢制的。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妇好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玉簋雕功极为精美，玉质为和田青玉，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白玉簋，两件玉簋形制与同时期的青铜器相同，应是以青铜器为蓝本琢制的，是我国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玉制容器。

25. 商嵌绿松石象牙杯

商嵌绿松石象牙杯（商代象牙雕刻中最为名贵的精品）

此嵌绿松石象牙杯共出土2件，形制基本相同，分别高30.5厘米、30.3厘米。牙质作米黄色。杯身似觚，圆口薄唇，中腰微束，底较小，装鋬处有上下相对的小孔，口、颈、腹、足各饰兽面纹三组，在兽面纹的眼、眉、鼻或尾上各镶嵌有绿松石片，均以雷纹为地。鋬作夔龙形，龙头向上，眼睛镶嵌绿松石。宽尾，尾垂至杯底，同样以雷纹为地。在龙背中部雕一突出的兽头，双角竖起，眼睛和眉毛均镶嵌绿松石。鋬上有上下相对的小圆榫，插入杯身，制作精致，纹饰繁缛。象牙杯共两件，另一件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妇好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杯器体高大，图案富丽，工艺精巧，是商代象牙雕刻中最为名贵的精品，也是上古时期非常罕见的牙制艺术品，为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增添了新的光辉，国宝级文物。

26. 商作册般青铜鼋

商作册般青铜鼋（目前仅见以鼋造型的器物）

此器作鼋形，首至尾长21.4厘米，最宽处16厘米，通高10厘米，爬行状，伸头，尾左偏，四足外露，爪下各有一方钮作为支撑足。颈侧及盖上插有四箭：左肩部1支，背甲左部2支、右后部1支。皆为箭射入鼋体后露出的箭羽部分。鼋背铸铭文4行33字，作者作册般，记述丙申日商纣王行至洹水射鼋，商王射1箭，作册般佐射3箭，全部命中，商王将射获的鼋赐给作册般，铭文所记正与此器取像相合。2003年国家文物局征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器形制特殊，且是根据商纣王所射的鼋形制作的，不但丰富了像生类青铜器，也为研究商周时期的射礼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写实主义的表现风格，是目前仅见以鼋造型的器物，弥足珍贵，国宝级文物。

27. 西周利簋

西周利簋（有关武王伐纣史实的唯一文物遗存）

此器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公斤。侈口，鼓腹，双兽耳垂珥，方座圈足，器形与天亡簋相似，为典型的西周早期风格。簋腹和方座饰有饕餮纹、夔纹，圈足饰有夔纹、云雷纹。簋腹内底铸铭文4行32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即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铭文字体扁长，字迹凝重稳健，并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零口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簋上圆下方，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铭文虽简略却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有关武王伐纣史实的唯一文物遗存，其记载的史实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的记载，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历史价值重大，是目前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国宝级文物。

28. 西周天亡簋

西周天亡簋（铭文开创千古词赋之先河）

此器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5厘米，器侈口，四兽首耳，下垂方珥，鼓腹较深，圈足下连铸方座。这种四耳方座青铜簋，是西周初期独有的样式，簋身和方座装饰两两相对的夔纹，夔体卷曲，状如蜗牛，这种体态的夔纹也是周初特征。天亡簋内底有8行78字铭文，记述周武王灭商后在“天室”举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并取代商王的地位来祭祀天上神帝。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郿县（今眉县），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簋肃朴庄重，形制、纹饰特征鲜明，铭文用韵协调，开创了千古词赋先河，是我国韵文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物，同时也是西周铜器断代的标准器，国宝级文物。

29. 西周宜侯夨（cè）簋

西周宜侯夨簋（吴国第一铜器）

此簋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足径17.9厘米，方折沿，浅腹，有四兽首耳，高圈足，圈足上有四条短扉棱。腹外壁饰漩涡纹，间以顾首夔龙纹，圈足上也饰夔龙纹。器内底铸铭文12行120余字，大意为周康王册封夨为宜侯，赏赐他鬯酒（一种香酒）、铜器、弓箭和土田、山川、奴隶等。西周的分封即《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是周天子分别授予自己的子弟、亲族及功臣一定范围的土地，建立封国，以屏卫王室，受封者即是诸侯。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分封制始于西周初年周王对同姓和功臣的分封，大量史书详细记载了当时分封诸侯的史实，不过到已有实物中为止，只有这件宜侯夨簋是考古发掘材料并且明确记载了西周的分封情况的，这就决定了他在研究西周分封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1954年于江苏省镇江市大港镇烟墩山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簋具有西周早期的铸造特征，铭文是中国记载周初封建诸侯史迹的惟一历史文献，是研究西周分封制度的重要史料，在研究西周分封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对于研究早期吴文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因其对研究吴文化的重要性又被称为“吴国第一铜器”，国宝级文物。

30. 西周大盂鼎

西周大盂鼎（海内三宝之一）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通高102厘米，口径78厘米，重153公斤，双耳立在口沿上，腹下略鼓，口沿下及足上部均饰饕餮纹，足上部有扉棱。腹内壁有铭文19行，共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铭文虽属西周早期金文，但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清道光年间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大方，以书法成就而言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其铭文是史学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与毛公鼎、大克鼎合称为“海内三宝”，国宝级文物。

31. 西周覐（jué）公簋

西周覐公簋（夏商周断代重要实证）

此簋通高12厘米，口径18厘米，两耳之间宽21.6厘米，口微外侈，方沿平折，腹较浅且稍外鼓，略显束颈，圈足较高，直足壁微鼓，双兽首半环形耳的下部有圆角长方形小珥。颈部纹饰带的正、背面中间均有对称的兽首。兽首两侧各有两涡纹，涡纹间夹以顾首龙纹，腹部饰竖条棱纹，腹内有22字铭文，文为：“覐公作妻姚簋，遘于王令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五。”大意为：覐公为姚姓妻子做了一个簋，恰逢大王命令唐伯到晋地做诸侯，这是在大王二十八年时。五（族徽）。原为香港私人收藏家收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簋造型规整，是典型的西周早期器物，其铭文证实了唐国是因为迁徙到晋地才改名为晋国的史实，见证了周代晋国的早期历史，也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的成王、康王年份有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32. 西周匽侯盂

西周匽侯盂（分封燕国的文字资料）

匽侯盂高24.3厘米，口径33.8厘米，足径23.3厘米，是匽侯制作的用来盛饭食的青铜盂，器侈口，附耳，深腹下敛，微鼓，圈足下缘附边条。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腹部饰回首龙纹，圈足饰鸟纹。匽侯盂内壁有5字铭文：“匽侯作馈盂”。匽就是“燕”字，燕国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国，证明燕国的政治中心就在北京一带。匽侯盂上的铭文虽有仅有几字，但它的发现证明了：燕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始封之君乃召公奭之长子，封地在蓟（今北京）。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亦发现铸铭“侯”的青铜器，并发现西周时期的城址及燕国贵族墓地，是推定此处为燕国始封之地的重要依据。1955年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匽侯盂铸工精湛，装饰华丽，圈足和腹部前后布满了精美的夔凤纹饰，全器锈色碧绿，晶莹美观，所铸铭文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及燕国历史提供了直接文字资料，是难得一见的商周青铜器珍品，国宝级文物。

33. 西周盠（lí）方彝

西周盠方彝（中国最早有关屯田的文字记录）

彝为古代的盛酒器，主要盛行于商至西周。奇特造型的器耳仅见于西周中期，之后极少见到。盠方彝高22.8厘米，口长14.3厘米，口宽10.9厘米，为长方形、圈足、顶式器盖，象鼻双耳，内铸铭文106字。彝身铸满文饰，以夔龙纹为主题文饰，对称装饰，中间有圆形涡纹，器身角面以三层文饰装饰，上下两层为夔龙纹两个一组装饰，中间层与盖主纹相同。盖为四坡顶，铸有扉棱为脊。盠青铜方彝内壁铸铭文10行107字，记载作器人“盠”是周王的同宗，周王命盠掌管司徒、司马、司空和周六师、殷八师的军政和屯田事务，并赐盠衣物、玉佩和车马饰等厚赏，盠因此作器以记其荣宠，颂扬天子恩泽。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李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盠方彝造型典雅庄重，纹饰繁缛缜密，层次清晰，极具艺术感染力，是西周青铜艺术品中的成功之作，再现了西周青铜器铸造业的辉煌，是中国最早有关屯田的文字记录，也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34. 西周盠（lí）驹尊

西周盠驹尊（已知最早的驹形青铜器）

这件盠青铜驹尊高32.4厘米，长34厘米，昂首挺立，身躯短小，腰部平展，颈部斜伸，剪鬃竖耳，矮足短尾，神态憨稚。背部开方口，有兽钮盖，腹部中空用以盛酒。器表装饰极为简洁，仅在腹两侧和盖钮上装饰涡纹和云纹组成的圆形漩涡。此器相当准确地再现了小马驹的全身比例和身体结构，显示出周代工匠的高超技艺。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李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器造型准确，形象生动逼真，是西周时期写实动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也是已知最早的驹形青铜器，对于研究西周时的马政和中国古代畜牧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国宝级文物。

35. 西周虎蓥

西周虎瑩（罕见的虎形祭祀青铜器）

“蓥”是一种用来盛水的实用器具，类似于今天的水壶，现存于世的“蓥”只有七件，除“虎蓥”和另一件“蓥”现身拍场，其余五件均为博物馆收藏，实属罕见。虎蓥”器形作侈口，方唇，短束颈，宽折肩，收腹，圜底，三蹄形足。肩的一侧有管状流，以伏虎为造型，另一侧有龙首鋬，盖折沿，上有圆雕踞虎形装饰，盖与鋬上各有小环钮。“虎蓥”肩部饰卷曲夔纹，腹上部饰横S形斜角云纹，腹下部饰瓦纹，足根饰饕餮纹。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时被劫走，2018年12月回购，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器造型精美，保存完整，虎形祭祀青铜器比较罕见，器盖内铸有“虎蓥”等字，尤显珍贵。目前发现的同类型的青铜器仅存八件，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国宝级文物。

36. 西周䚄（lù）簋

西周䚄簋（纪年完整的标准器）

此器通高19.5厘米，口径22厘米，座高6.5厘米，敞口，鸟首耳，冠部上翘，冠前有一菌状柱，圆目，长嚎下钩。勾状珥，鼓腹较浅，圈足低且外侈，下接镂空器座。器颈部饰顾首龙纹，腹部以云雷纹为地，对饰大鸟纹，长冠拖曳。器内底铸铭文11行110字，记述了周穆王廿四年九月庚寅之日册命䚄为“家司马”之事。传陕西宝鸡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器铭文中年、月、月相、日等时间要素俱全，且作器者之名可与西周中期众多青铜器相联系，对于西周王年的断代意义重大，且铭文布局较为匀称，用笔圆润，书风秀丽，在西周中期具有代表性。

37. 西周虢季子白盘

西周虢季子白盘（西周金文具有代表性的书法艺术之精品）

此器长130.2厘米，宽82.7厘米，高41.3厘米，重215.5公斤，西周晚期，长方形，直口，方唇，腹壁斜下内收，微鼓，四壁各置一对兽首衔环耳，四足作矩形，器口缘下部周饰穷曲纹，腹部环饰波曲纹。器内底铸铭文8行111字，铭文记述了周宣王十二年（前816）虢季子白在洛河北岸大胜猃狁（匈奴的先祖），杀死五百名敌人，活捉五十名俘虏，宣王举行隆重的庆典表彰他的功绩，赏赐了马匹、斧钺、彤弓、彤矢。虢季子白专门制造此盘来纪念这件事情。盘底铭文其语句以四字为主，且修饰用韵，文辞优美，行文与《诗》全似，是一篇铸在青铜器上的诗。其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圆转周到，一笔不苟甚有情致，这派圆转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虢川司（今属陈仓区），建国后刘铭传后人献于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盘形制奇特，纹饰精致，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最大的铜盘，其铭文文辞优美，行文与《诗》全似，铭文字形较大，结构严谨，笔画圆润遒丽，布局和谐，体势在平正、凝重中流露出优美潇洒的韵致，已开《石鼓文》、《秦公簋》的先路，是西周金文中具有代表性的书法艺术之精品，国宝级文物。

38. 西周颂壶

西周颂壶（关于西周册命制度的重要资料）

此壶通高63厘米，腹深44.4厘米，整体器身呈椭方形，略呈方形而带圆，壶身颈部装饰一周环带纹，颈两侧各有一兽首耳衔环，腹部四面各装饰环带纹和浮雕双身蛟龙纹，龙头位于腹部正中，龙身向左右伸展，作盘旋状，在龙身和纹饰空白部位，穿插C形纹、夔纹，龙尾在器腹转折处成龙首而与侧面龙身相衔接，凸显纹饰立体感，方圈足饰垂鳞纹和窃曲纹。此壶铸有152字的铭文，较完整而详细记录“册命”这一仪式。铭文所记可析为以下四个进程：五月甲戌之日清晨，周王在宗庙中的大室；宰弘作为傧相，将颂引入大室，颂站在中庭之中，史虢生负责宣读周王的“册命”；宣布任命颂所负责之职与所赐命服；受命的颂对周王行稽首礼，接受册书出门，然后对有司行纳瑾之礼。颂壶传世共有两件，一有盖一无盖，无盖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有盖件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颂壶形制庄重，纹饰瑰丽，铭文所记的“册命”之礼与《礼记·祭统》、《周礼》、《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关记载大致相同，对研究西周册命制度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是关于西周商贾的重要史料。

39. 西周禹鼎

西周禹鼎（西周军制的重要史料）

此鼎通高54.6厘米，口径46.7厘米，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腹壁斜外张而下垂外鼓，底部曲率较小，近平，下承三蹄足。颈部饰穷曲纹，间饰扉棱，腹部饰波曲纹，足上部饰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器内壁铸铭文20行207字，记述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朝的东部、南部疆土，周厉王命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率军参战，俘获噩侯驭方。1942年在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任家村出土，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鼎造型庄重，铸作精致，乃西周晚期著名青铜器，铭文所载是研究西周王朝与南淮夷、东夷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的重要史料，国宝级文物。

40. 西周六年琱生簋

西周六年琱生簋（西周宗法制度与土地制度的珍贵史料）

琱生簋有表制大小相同的五年琱生簋和六年琱生簋（五年琱生簋早年流失美国）。这件六年琱生簋器体侈口浅腹，腹壁较直，底稍收敛，圈足高于器体而外撇。通体饰宽带组成的变体兽纹。器底铸铭文11行105字，内容与五年簋前后衔接，记叙了琱生在一次关于田地的狱讼中，为了赢得官司，求得同宗的召伯虎的庇护，得以胜诉的历史事件。五年琱生簋现藏于耶鲁大学博物馆，六年琱生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簋造型别致，甚为罕见，铭文记载的情况是了解西周宗法制度与土地制度的珍贵史料，所以琱生簋不仅是一件精美的青铜艺术品，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国宝级文物。

41. 春秋王子午鼎

春秋王子午鼎（春秋时期楚国青铜器的巅峰之作）

王子午鼎一套7件，此件通高67厘米，口径66厘米，腹径68厘米，是七件列鼎中最大的，宽体、束腰、平底、斜立式耳，口部有一周厚边，腹部满浮雕的攀龙和窃曲、弦纹。器身周围攀附着六条浮雕夔龙，兽口咬着鼎的口沿，兽足抓着鼎的腰箍，浑身动感十足，仿佛即将腾空而飞。鼎盖作平顶微弧，有圜形钮。内壁铭14行86字，铭文字体修长，笔画婉转逶迤，颇多类似鸟虫书一样的装饰性笔画，看上去别具一格。铭文大意是说，在某年的正月丁亥日，王子午选择上好的铜料，铸造了七件列鼎，用于祭祀祖先神灵以及进行严肃的盟誓，祈求长寿安康。王子午鼎是分铸后焊接而成的，采用了榫卯、中介物等新型工艺。铭文以鸟书和虫书两种字体相互穿插、融合书写。1978年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下寺楚墓2号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鼎造型优美、纹饰精细、铭文奇诡，形象地表现了楚国文化艺术的突出特征，鼎上篆刻的鸟虫书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字体之一，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古代篆书独特的艺术魅力，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习俗、文化、书法的珍贵史料，被誉为春秋时期楚国青铜器的巅峰之作，为研究楚文化的标准器。

42. 春秋曾中斿父方壶

春秋曾中斿父方壶（造型精美的曾国重器）

此壶通高66.7厘米，口长23.1厘米，口宽16.3厘米。形体高大，长颈，鼓腹，圈足。两耳作龙首衔环。盖上有镂孔的莲花瓣。盖沿及器的颈部饰窃曲纹，器物口沿和器腹饰环带纹，线条流畅。器盖同铭，各铸五行十二字，内容记载曾中斿父用优质青铜铸壶。这种多层次的装饰具有繁而不乱、既多样又统一的效果。方中带圆的器形，与曲直相间富有变化的纹饰，使方壶既对立又协调，而一对兽头形含环捉手，又使器物不仅稳健，而且增加了动态美的感觉，是春秋青铜壶的典型造型。铭文中记载的曾国，在历史文献中却不见其踪影。而历年在汉淮地区发现的曾国青铜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甚广，其中尤以曾侯乙墓最为著名。1966年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苏家垄曾国墓地出土，共一对，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

此壶器体高大，气势凝重而华丽，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其高超的制作水平，还为我们揭开千年曾国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是国博藏十大青铜国宝之一，国宝级文物。

43. 春秋铜柄铁剑

春秋铜柄铁剑（中国迄今发掘出土的最早人工冶铁制品之一）

此剑柄镡相连,皆用青铜铸成，两面有对称纹饰，柄中部有长形镂孔4个，柄长85厘米，镡长4厘米，厚0.4厘米。剑叶铁质,残长9厘米，宽3厘米，厚0.3厘米，焊接于铜镡上。铁剑叶全部锈蚀，从铁锈上可以清楚看出用丝织物包裹的痕迹。1957年甘肃省灵台县景家庄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剑曾经是中国发现的最早冶炼铁器，后虢国玉柄铁剑出土，其排名降为第二古老，也是中国迄今发掘出土的最早人工冶铁制品之一，其证明至迟在春秋早期，中国已经掌握了冶炼生铁的先进技术。

44. 春秋麒麟尊

春秋麒麟尊（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融合的典范之作）

此尊外型似古代早期传说中的麒麟，高53.7厘米，宽23.5厘米，长50厘米，重21.5公斤，肚腹滚园，一幅福态，四腿盘骨俱健，极富动感，身上刻满了一种叫“夔”的纹饰，十分华丽。背上盘着一条龙，尾上刻附着一只凤，凤好奇地昂着头，踮着脚，注视着前面的龙，麒麟尊尾部附凤鸟，北部蟠龙，形态古朴、憨厚、祥和，表现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1991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沙田镇红珠山，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尊造型独特，文化底蕴深厚，集中国古人创造的三大神兽麒麟、龙和凤于一身，是古代百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吸纳融汇的产物，见证了八步区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堪称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融合的典范之作，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古代艺术品，国宝级文物。

45. 春秋长台关编钟

春秋长台关编钟（新中国经科学发现的第一套青铜编钟）

这套编钟共13件，附铜辖（悬挂编钟的钩鞘）13个。编钟的铸造非常复杂,工期很长，需要经过造型、浇铸和铸后加工等几个环节。编钟出土时保存完好，每只钟上有薄薄的一层黑色氧化层。最大一件钟的两面铸有铭文12字，记载楚历屈之月，晋国救戎于楚的事件。经试音发现这组编钟音阶准确，音质优美，每枚钟都能发两个乐音，两音之间为大三度关系，符合现代声学原理。1970年4月，由这套编钟所演奏的乐曲《东发红》，通过“东方红一号”卫星不间断地向太空播放。1957年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楚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套编钟保存完好，音律准确、声音悠扬，显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先进水平，是新中国经科学发现的第一套青铜编钟，为研究中国音乐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46. 春秋王子臣俎

春秋王子臣俎（现存唯一的带铭铜俎）

俎是一种用来切肉和盛肉的几案，其高度和功能与当时人席地而坐的习惯是匹配的，祭祀时常与鼎、匕配套使用。此器通高22厘米，俎面两端共铸有鸟篆铭文8字，带有楚文化风貌，器主“王子臣”是楚国王室的一位公子。今人常将“刀俎”二字连用，以“人为刀俎”比喻任人宰割。2014年征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东周时期发现的青铜俎数量较少，此器是现存唯一的带铭铜俎，弥足珍贵。

47. 春秋蔡侯申方壶

春秋蔡侯申方壶（见证春秋战乱纷争的珍品）

此壶高79.8厘米，口长18.5厘米、口宽18.3厘米。此壶颈内有铭文6字，为蔡侯申作器。这件青铜方壶是盛酒或盛水器，有盖，盖上为镂空的莲瓣状装饰。长颈，颈部有两个大兽耳；腹部作十字分栏装饰。颈部和腹部的上半部有细小的蟠螭纹，底有4个动物形足。壶颈部内侧有铭文6字：“蔡侯申之用壶”。该器出土于安徽寿县的蔡昭侯（名申）墓，此墓的发现是20世纪50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出土的青铜器有486件，其中有铭文的60余件，这些铭文是我们研究蔡国历史的珍贵文字资料，填补了史料记载的空白。同时，这些青铜器制作精美，品种丰富，时代明确，成为判断春秋晚期青铜器的标尺。1955年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蔡侯墓出土，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安徽博物院。

此壶采用分铸焊接法，造型精美，纹饰瑰丽，栩栩如生，代表了我国春秋时期青铜铸造工艺新的发展和进步，见证了中国春秋时期的战乱纷争，为研究中国春秋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48. 战国栾书缶

战国栾书缶（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件错金铭文铜器）

此缶

高48.8厘米，口径16.5厘米，

是祭祀祖先时盛酒容器，有盖，盖上有四环形钮，直口，平沿，长颈，广肩，鼓腹，平底。器腹置对称四环形耳，器表漆黑光亮，颈和肩部有错金铭文五行四十字，内容记载晋大夫栾书伐郑、败楚的功绩。此缶无论从器形还是字体看，都属楚国作风，故可能是后来入于楚国的栾书子孙的遗物。

相传出土于

河南辉县，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缶造型古朴，器盖内另有铭文二行八字，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件错金铭文铜器，对研究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49. 战国曾侯乙铜冰鉴

战国曾侯乙铜冰鉴（世界上最早的冰箱）

铜冰鉴共两件，此件长宽均为76厘米、高63.2厘米，是一件双层方形的青铜盛酒器，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鉴为方体，像一个方口的大盆，腹深，平底，四个兽足。鉴口四角及四边中部分别有方形或曲尺形附饰，与口沿上相应的榫眼套接。鉴的支脚，由四只龙首兽身的怪兽组成，龙头向外伸张，兽身的后肢匍匐蹬地。鉴身的四面和四棱上，共有八个拱曲的龙形耳钮，龙形呈拱曲攀伏状，每条龙的头顶承接8块接檐式铜饰，钮尾均有小龙缠绕，又有两朵五瓣小花立于尾上。方尊缶置于方鉴内，鉴作外套，缶在其中，缶的外壁和鉴的内壁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具有冰镇、加温酒浆的双重功能。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套酒器设计巧妙，铸造精细，形体壮伟，集先秦铸造工艺之大成，不仅展现了战国时期的综合生产力水平，也体现了战国时期艺术审美方面的繁缛之风，是青铜铸造史上的的典范之作，堪称青铜时代的巅峰作品之一，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冰箱”，国宝级文物。

50. 战国包金嵌玉兽首银带钩

战国包金嵌玉兽首银带钩（中国古代最华美的带钩）

此银带钩长18.7厘米、宽4.9厘米，呈琵琶形。中部凸起，呈弧状，底部为银托。钩首为兽首，青玉雕刻，兽首用细线刻画出圆眼、长鼻和长嘴喙，喙两侧有数道横线纹。额头正中有一花蕾纹，上斜刻小方格纹，有角。面为包金组成的浮雕兽面，两侧盘绕两条夔龙，倒向勾端，合为一首。与两侧夔龙方向相反，又蟠绕着两只凤鸟纹。脊背正中，均匀嵌入三块白玉玦，玦面刻有卧蚕纹。前、后两玉玦的中心孔各嵌入一个琉璃珠。1951年河南省新乡辉县市固围村5号战国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带钩纹饰繁复，玲珑剔透，包金镶玉，雍容华贵，是战国带钩中的精品，极为奢华，整个带钩把金属铸造工艺和琢玉工艺结合起来，反映了当时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堪称中国古代最华美的带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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